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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论稿四试论宋初武将精神面貌的转变-【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0:19:15 阅读: 来源:稳定土拌合站厂家

摘要:北宋在国防上长期被动挨打,以“积弱”闻名于史,这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当时武将萎靡、怯懦的精神状态有关。而北宋将领消极精神状态的产生,则要追溯到开国时期的有关政策。正是在宋初统治者,特别是宋太宗的刻意打击、压制之下,原本强悍的武将群体在精神上逐渐发生了巨变,并由此对国防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北宋一代,社会上崇文抑武之风甚盛,军队战斗力低下,对外被动挨打,国防长期呈积弱之势。这种局面的存在,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当时武将的庸碌无为有颇大的关系。那么,上承武风甚烈的“五代”而建立的北宋,武将的尚武精神何以转向萎靡不振,其影响又如何?这无疑是值得深思、研究的重要问题。

如所周知,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五代时进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后果。此时,不仅普通文官地位沦落,仰承武夫鼻息,纵然是宰相也要对掌管兵权的枢密使惟命是从。如后汉时军帅史弘肇宣称:“安朝廷,定祸乱”者,只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即毛笔)焉足用哉!”而且皇权式微,诸割据政权帝王的威信扫地。如后晋时大将安重荣便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数十年间,王朝更替频仍,文官武将之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割据局面愈演愈烈,史称“豆分瓜剖”。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之风,世人大都视军旅为发迹要途,甚至许多文人学子也弃文从武。如历仕三朝节镇的焦继勋,早年喜好读书,但以后却发誓道:“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

在上述背景之下,通过兵变上台的赵宋王朝,面临的最大威胁便是拥兵自重的武将势力。正因为如此,北宋开国伊始,便全力强化中央集权,采取了诸如“杯酒释兵权”、“后苑之宴”等一系列“收兵权”的措施,以重新确立天子的权威。但是,宋初统治者过度汲取了五代悍将跋扈和“重武轻文”风气危害的教训,逐步对武将队伍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抑制和打击,从而使其精神状态发生巨大的转变。可以说,在实施这一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宋太祖朝首开其端,而在宋太宗朝则不遗余力,并大大走过了头。

北宋建国初发生的李筠、李重进等地方节度使的造反活动,很快就被宋太祖镇压。这种公开的叛乱并不可怕,然而此事反映出的武将积习已久的跋扈作风,却引起了当政者的高度警惕。于是在平叛之后,对握有兵权的将领刻意加以防范,采取了许多的措施。如在导演“杯酒释兵权”一幕的前后,宋太祖陆续罢免了慕容延钊、高怀德及石守信等资深权重的禁军统帅之职,将殿前都点检、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及都虞候等职空置起来。随之,赵匡胤起用一些资历较低的将领掌管禁军,并将殿前与侍卫马、步军二司变为“三衙”,对统军权进行分割,以进一步削弱禁军将领的权威。

乾德以后,宋太祖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逐渐实施削弱藩镇的计划。如宋廷下令将各地军队中骁勇士卒补充中央禁军,或驻扎京师,或分屯地方。此举使藩镇的精兵全部转为中央所有,而节度使手中的士卒大都成为老弱病残的“厢兵”。另如,在收缴藩镇强兵的同时,宋中央对节度使擅自控制地方赋税的突出问题加以解决,规定地方收入除留必要经费外,其余全部运送京师,“无得占留”。随后,中央又不断派出京朝官监临税收场院,设置转运使等监督地方,从而收夺了藩镇的财权。此外,宋太祖还常利用一些节度使失职及病老等机会,将他们转为京师闲职。到开宝二年“后苑之宴”以后,遗留下来的前朝节度使已为数甚少,并且大都属于昏老无能之流。如义武军节度使祁廷训,胆小怕事,有“祁骆驼”的别号。

鉴于五代兵变无穷的教训,宋太祖对禁军统帅人选极为重视,即使全换成自己的部下,仍然不能安心,即为例证。如对殿前都虞候张琼和殿前都指挥使韩重□的处理,即是例证。张琼本是宋太祖一手提拔起来的猛将。早在后周时,张琼就随赵匡胤南征北战,屡立奇功,并曾舍身保护过赵匡胤。宋初,当殿前都虞候一职出缺时,太祖就表示:殿前卫士如狼似虎者不止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当时,张氏尚属中级军官,资望俱浅,赵匡胤遂将其超迁为嘉州防御使,但这仍不能与原节度使级禁军将帅相比。然而,张琼任殿前都虞候后,因得罪太祖心腹史□、石汉卿等人,于是,被史、石二人诬告私养部曲百余人,作威作福,及污蔑皇弟赵光义等等。宋太祖听了报告,不辨真伪,就将张琼拷打逼死。事后,太祖得知张氏“家无余财”,仆从不过三人后,也没有惩罚诬告者。乾德四年举行郊祀时,又有人密告殿前都指挥使韩重□私用天子亲兵为心腹。赵匡胤闻听大怒,当即打算诛杀韩重□。宰相不得不劝谏道:“亲兵,陛下必不自将,须择人付之。若重□以谗诛,即人人惧罪,谁复为陛下将亲兵者。”宋太祖接受了赵普的意见,才未处死韩氏。但不久,还是解除了韩重□殿前都指挥使之职,将其调为外地节镇。透过张琼和韩重□的遭遇,可以看出宋太祖对带兵武将极度警惕、猜忌。事实上,在处理完韩氏后,赵匡胤特下诏书,禁止京师将领和沿边武臣挑选骁勇士兵为亲兵卫队。

在宋太祖过度强调忠诚信条的情况下,以及张琼、韩重□等人遭遇的反面教训影响下,便有了杨信、党进等类型的得宠武将。杨信也是赵匡胤早年亲随,他在张琼冤死后接替其职。但到乾德四年三月,杨信忽染哑疾。令人费解的是,宋太祖并未因此解除杨信之职,而是继续让其留任原位。次年,又超授其节度使衔,可谓旷世恩典。据史籍称:杨氏最大的特点便是“忠直无他肠”,所以“上委任之不疑”。据说,无论是入朝上奏,还是在军中传令,杨氏全靠身边一童奴表达意思。从有关杨氏的记载中看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战功,不过他却始终受到太祖的信赖,军职也升至殿前都指挥使。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太平兴国三年,杨信临死前一天,多年的失音痼疾突然消失。杨信对前来探视的太宗表达了感念两朝知遇之情,“涕泗横集”。揆诸当时情形,不免使人对其哑疾的真实性发出疑问,如果杨氏确实有哑疾的话,何以临死前突然又能说话?是否可以这样猜测:素来谨慎的杨信看到前任的悲惨结局后,遂以装“哑”保护自己,以打消太祖的戒心。而赵匡胤对言语不便的杨信也的确更加信任,不仅加官晋级,而且将殿前司的最高职务交给他。但长期装哑实在不舒畅,所以临死前要一吐为快。

宋初另一位禁军大将党进,也以独特的方式赢得了太祖的信任。出身胡族的党进原为后周时偏将,臂力超群,但却目不识丁。北宋建国后,党进屡迁龙捷左厢都虞候。史称:当时禁军将领为防备皇帝提问,都随身携带一根木棍,将自己掌管的兵员写在其上。党氏也随身携带这样一根木棍。某天,正碰上太祖向他询问,党进便双手举棍答道:“尽在是矣。”赵匡胤目睹此景,“以其朴直,益厚之”。乾德以后,党进先后任侍卫步军、马军都指挥使,授节钺。党进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率直而胸无点墨,自然不会有贰心,所以能典禁军十余年。然而据记载:党氏曾在京城巡逻时,只要发现谁家养有飞禽走兽,就立即开笼放生,还要责骂主人。某次,他在街上碰见皇弟、晋王赵光义手下亲吏架鹰走来,党进不知其身份,又要上前放鹰。对方警告说:这是晋王的鹰。党进闻听马上住手,随即给对方一些买肉钱,并认真地说:要精心养育,勿让狗猫所伤。此事很快成为京城笑谈。史称:“其变诈又如此。”可见党氏并非真正朴直,这就使人对其直率的举止不能不发出怀疑,是否也属于伪装讨好之举?

北宋建国初,社会上武风依然甚烈,将官们身上多有强悍之气,甚至还有武将敢于敲诈朝中大臣。如王彦升任京城巡检一职时,曾夜闯宰相王溥家门,以索酒为名进行敲诈。类似王彦升行为的存在,使统治者觉察出了潜在的危险。即:武将在文臣面前飞扬跋扈,实际上便是漠视朝廷法度和天子权威。而文官受到压制只能导致武将势力的过度膨胀,使国家机构中文武职能无法保持均衡,其结果是社会既无法得到安定,兵变也难以根绝。于是,宋太祖在实施各种措施消除将帅自专军队问题的同时,也有意提高文臣的社会地位,处心积虑地在朝野营造“崇文”的气氛,以对武将的权威加以抑制。

北宋建国后,逐渐在各方面推行了尊儒重文的方针、措施,其中突出的有:其一,在朝中重用文臣。如任命谋臣赵普为枢密副使,架空军人出身的枢密使吴廷祚。赵普升任枢密使后,完全凌架于诸将之上,标志着文臣主掌了全国军政大权。以后,赵普独任宰相,枢密使虽几度由武官担任,但其权威皆无法与赵普抗衡,这就彻底扭转了五代时枢密使欺压宰臣的局面。又如太祖不断从中央派出文官到各地任职,陆续取代原来藩镇手下的爪牙。太祖对此的看法是:“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其二,赵匡胤登基不久就下令扩修先圣祠庙,亲自为作赞文,并率群臣拜谒孔庙,以向天下传递尊儒重文的信息。其三,对科举制度给予高度重视,不仅扩大录取人数,而且开创“特奏名”先例,又固定“殿试”制度。另据记载,太祖还曾在宫中立碑,诫后世继承者勿杀文臣士大夫。诸如此类,等等。

经过宋太祖一朝的整顿,终于解决了军阀称雄的问题,同时也使武将的精神面貌开始发生变化。如在宋太祖“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的号召下,即使一些不读书的武将也积极加以响应,甚至还闹出一些笑话。大将党进本不识字,但某次奔赴前线前,他也想对太祖致辞以示告别。有人劝他:作为武将,不必如此。但党进却执意要做。结果,党进“抱笏前跪”,一时忘却所记之词,只得随口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听了党氏的话,侍卫们不觉掩口失笑。谁知党进出宫后却说:“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这虽几近于笑话,但却足以说明朝廷的崇文态度,对武夫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宋太祖在位后期,明智的将领们已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对文官们采取了恭敬的态度,这其中又尤以曹彬的表现最为突出。曹彬虽位居枢密使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车马,他都“必引车避之”。这一极端化的举动之所以出现,正是当时武将精神面貌巨变的一个缩影。也就是说,当尊严和荣誉在与利益和前途发生冲突时,生存于专制集权体制下的现实主义者,可能采取的行动通常便是压抑前者而维护后者。

宋太祖在位时,天下尚未完成统一,因此收兵权、削藩镇的目的,并非压制国防力量,而是要清除军中的异己因素。所以,赵匡胤还是提拔重用了一批资历较浅的将领,或令其镇守地方,或派其出征作战。当然,这些将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绝对效忠中央。在此前提之下,他们即使暴露出一些弱点及出格行为,太祖也能宽容对待。如对待御北前线的李汉超、郭进等将领就是如此。而到了弑兄上台的宋太宗时代,在强烈的阴暗、猜忌心理的支配下,对可能最大威胁帝位的军事将领就更加戒备了。因此,在宣称继承太祖成宪的旗帜下,赵光义又接过了“抑武”的利器,通过继续压制武将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其突出措施如下:

其一,太宗即位后,很快便罢免了向拱、张永德、张美和刘庭让四位宿将和开国功臣石守信的节钺,将他们或转为虚职,或安置到西京闲差。禁军大帅党进则被外放为地方节镇。不久,另两位禁军首脑杨信和李重勋相继病死。于是,宋太宗逐渐起用了自己信赖的武将掌管了禁军;其二,太平兴国二年初,太宗借机下令将各地节度使子弟调入京城,将他们编为殿前承旨的军职,实际上等于将他们变为人质,以制约四方将领;其三,在第一次北伐契丹期间,因曾发生一部分将领欲拥立太祖之子、武功郡王赵德昭为帝的事,班师回朝后,赵光义不仅逼死了皇侄德昭,而且通过贬责从征的重要将领石守信、刘遇等人,严厉地教训了带兵的武将;其四,由于对武夫的猜忌心理进一步加剧,特别是对某些将领谋立赵德昭一事耿耿于怀,所以宋太宗对武将处处设防,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如怂恿监军牵制、甚至欺压将帅,更多地使用“阵图”约束战场指挥官的手脚等;其五,通过进一步深化“崇文抑武”的方针,来制约武将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如宋太宗即位仅两个月,就亲自操持科举考试,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达五百多人,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又如:太宗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进行迁址和大规模重建,又亲赐名为“崇文院”,以示“崇文”的决心。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阁落成后,太宗不仅率文臣登楼观书,而且还要求禁军首领也来参观,所谓“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还值得一提的是,太宗将沿袭已久的宫中内殿“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此举看似枝节小事,实则反映“崇文抑武”政策的深化。诸如此类等等。宋太宗晚年曾针对抑武的措施辩护道:“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需要指出的是,“将从中御”是宋太宗深化抑制武将举措的重要产物。宋太祖在位时,为了防止带兵将官擅自行动,造成尾大不掉的后果,在每次军事行动前,都要对将领作一些指示,并派出亲信任都监,以监督诸将的举动。不过,赵匡胤久经沙场,熟知前方军情瞬息万变的特点,故对军官仅扼要指示,对战场的具体指挥过程并不直接干预。赵光义即位后,因对武臣有更深的戒备心,遂逐渐干预,甚至控制他们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这在当时被称为“将从中御”。宋太宗在设置监军的同时,赋予监军们更大的监督权。同时,他还亲自设计作战“阵图”,作为“锦囊妙计”授给将帅,借以控制武官的举动。所谓:“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于是将帅的一切行动都掌握在君主手中。以后,监军的设置愈益广泛,还出现了挂“走马承受公事”头衔的军校,随时向皇帝汇报军中动态。在宋太宗亲征北汉期间,方面军主帅、名将郭进便因不堪监军田钦祚的多次凌辱,自缢而死。而此事发生后,竟无人予以追究。在第二次北伐过程中,又出现了杨业被监军王?逼死的悲剧。曾有“一败可怜非战罪,太刚嗟独畏人言”的诗句,表达杨业之死与“畏人言”有关的看法。这里所说的“畏人言”,其实并非真的是畏惧监军之言,而是监军背后的专制皇帝。

宋太宗登基一年半后发生的一件荒唐的事件,足以从侧面反映武将顺从观念的牢固程度:太平兴国三年,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之子李飞雄,诈称天子派出的巡边使臣,结果从关中换乘官马,在地方武官的向导下,一路西行到秦州境内。面对不持任何凭证的李飞雄这样一位“使臣”,当地驻军将领竟俯首帖耳。结果,李飞雄矫诏逮捕多名带兵将官,并准备处死,而诸将都甘心受缚就刑。以后,因李飞雄利令智昏,露出破绽,才被众人捉获。李飞雄事件说来令人难以置信,这一切只能说明武臣们已完全屈从驯服,昔日桀骜强悍的影子,此时可谓荡然无存。

太平兴国以来,宋太宗对武臣们的监督愈来愈严,管束也越来越紧。如太平阉国八年,镇州驻泊都监弥德超虚造罪名诬陷枢密使曹彬,后虽经大臣解释担保,但宋太宗稍解除了曹氏的职务,将其调为外地节度使。弥德超因迎合了主子抑制武将的心理需要,立即被破格提升为宣徽北院使,更授予枢密副使的要职。不久,弥氏诬陷之事败露,但曹彬却没有能恢复原职。像曹彬这样谨慎持重的军界首脑尚且因只言片语被罢官,而如郭进、杨业辈勇于用兵的名将,其被逼死也就不难理解。这一切事例无疑都深深地教训着每一位武官,使他们不能不倍加小心,宁肯失职取败,也不敢冒然触犯天条戒律。所以,曹彬和潘美在第二次北伐中的无能表现,就不免使人产生这样的怀疑:翦锋挫锐,有意避功,以释天子猜忌。这种看法又尤以清初王夫之最具代表。王船山认为:曹彬谨慎而不敢居功,潘美陷杨业于死地的做法,是为了避免“功高震主”,所以选择了不深究责任的战败结果,“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

由于宋太宗统治集团对军队将领实施了种种防范、压制以及歧视的政策,特别是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当政者眼光完全向内,对武将进一步实行了前所未有的抑制甚至打击政策,于是武将的精神面貌再度发生重大转变,由宋太祖时代初步形成的谨慎、谦恭的趋势,进一步变为顺从、庸碌以及怯懦的普遍特点。一时,武官们在政坛上黯然失色,精神萎靡。如枢密使楚昭辅虽为武官出身,但从未真正上过战场,其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忠谨,无他才略”。楚昭辅虽然吝啬成性,遭人讥讽,但性格上的弱点丝毫不影响给天子看管兵籍庶务。而另一位枢密使曹彬,也愈加谨慎小心。其他如柴禹锡、张逊、王显、杨守一以及陈从信等人,都因为早年曾在藩邸效过力,被赵光义视为心腹,以后或入主枢密院,或出外统管禁军,成为太宗的亲信和军队核心人物。但这些人大都没有战场经验和军功,惟以迎合太宗旨意为能事。所以元人修《宋史》时评价道:“率因给事藩邸,以攀附致通显。”再如太宗藩邸卫士出身的王超和傅潜,在战场上畏敌避战,成为世人耻笑的常败将军,但却能长期担任禁军统帅。事实上,赵光义对纯粹因为军事原因失败的将领,总能给予宽厚处理,或置而不问,或暂时贬官,随后又恢复职位乃至提拔。可见,宋太宗对高级将领过分强调忠心,而忽略了其军事才能,这实际上便降低了军官的角色标准。

在宋太宗朝后期,眼见军事将领那种庸懦无为的精神状态,就连一些文官也感到后果严重,于是转而向天子进谏,请求给武官们一定的权威和荣誉,以免使朝廷的军事组织涣散瓦解。如端拱二年,右拾遗兼直史馆王禹□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鹤之言,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王禹□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另外,张洎、田锡等几位文臣也有类似的议论。透过王禹□等人的议论,不难看出宋初以来的“抑武”政策至此已远远走过了头,造成了武将精神沉沦的严重后果。

到宋真宗以后,“抑武”政策被作为祖宗之法得到继续贯彻,并变本加厉,甚至战场上的指挥大权也交给了文官,将领完全受到文臣的支配。如在与党项交战的西部前线,宋中央下令“分陕西缘边为四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钤辖以上,许与都部署司同议军事,路分都监以下,并听都部署等节制,违者以军法论”。于是,、韩琦等文官以经略安抚、招讨等使的身份,负责指挥各路军队。确如宋人刘挚所云:“臣窃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在此形势下,怯懦无能的武将队伍受到士大夫的普遍蔑视。宋仁宗时,宰相王曾便将地位与宰相相等但出身武将的枢密使张耆,蔑称为“一赤脚健儿”。以后,名将进京赴任枢密副使,竟被文人们贬呼为“赤枢”(当时军人有“赤老”的蔑称)。而翰林学士也敢于轻视枢密使、老将王德用,所谓“老衙官何所知”。

综上所述,在宋初统治集团实行的一系列措施的压制下,北宋的武将队伍逐渐被挤压成循规蹈矩、无能怯懦的群体,其整体精神状态遂呈现出颓丧、萎靡之势。而这一局面的长期存在,不仅从一个侧面加剧了当时“尚武”精神的沦落,使军旅被视为下贱之业,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国防能力,是造成北宋被动挨打的可悲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

(原文发表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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