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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婆陈联诗

发布时间:2020-07-13 14:05:28 阅读: 来源:稳定土拌合站厂家

我的外婆陈联诗,又名陈玉屏,1900年出生于川北岳池县一个书香门第,与丈夫廖玉璧去南京东南大学求学期间参加五卅运动,回乡后组织了华蓥山区第一支武装游击队,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她经历了丈夫牺牲、赴苏途中被捕,失掉组织联系、营救渣滓洞难友失败等多重磨难,解放后因阶级立场不稳被劝退出党。1960年7月23日去世。

小时候我和外婆一起,住在重庆市文联的宿舍里,和一群孩子天天跑到文联的大门口喊着闹着跳石阶,惹得传达室的老李出来轰赶,然后欢呼着一哄而散。一天,两个女孩跑上石阶对我说:听说你外婆是游击队的女队长,还会打双枪?

我瞪大了眼睛:是吗?

那时候我才五六岁。很为我的外婆骄傲。

后来长大了,为外婆整理回忆录,才知道她值得骄傲的不仅仅是打双枪。外婆出身于川北华蓥山下岳池县的名门望族;母系祖上,清嘉庆年间还出过一位名叫康以铭的翰林。外婆在县城的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成绩出众。

很多老人都对我说:你外婆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到底漂亮到什么程度,我不得一见,只见过她二表妹的照片:短发齐耳,穿着丝绸的衣裙。二小姐年近九十时,对我说:我三姐才是姐妹中最漂亮的。她说的三姐,就是我的外婆,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三,人称陈三姐。到后来会打双枪了,就叫她双枪陈三姐。

外婆没有嫁给富家公子,却嫁给了当过放牛娃的廖玉璧。

她在廖玉璧的鼓动下闹起了学潮,然后两人一起去了南京东南大学读书。他们在东南大学遇上了五卅运动,廖玉璧成了南京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被特务追捕,不得不回到家乡,又在家乡举起了驱除军阀地方自治的义旗。这是1926年,是上世纪华蓥山区共产党参与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外公是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外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学会了打双枪。

三十五岁的外婆成了寡妇外公为迎接红军举行了华蓥山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1935年2月23日在岳池城里牺牲,头颅在南门城头挂了三天,收尸者同罪。

外婆安排好幸存的同志,受车耀先的派遣,于1936年的7月赴苏联学习军事,途经万县时被捕。出狱时是1937年的11月。

外婆说,她一生坐过八次监,最长有两次:一次是1933年在岳池,坐了一年,敌人为了逼她劝降廖玉璧,还拉她去陪杀场。再就是1936年夏天这次。在万县监狱的这十五个月,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如果没有这次坐监,她就去了苏联。可在这个小城的监狱里待了十五个月之后,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战火从卢沟桥烧到了上海和武汉,眼看就要燃到重庆。长江沿岸被敌机狂轰滥炸,所有去苏联的道路都被战火阻断。

外婆没有了丈夫,没有了组织关系。只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从此,她开始了漫长的十年找党之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她没有办法和组织接上关系,自己生活也没有着落。

从外婆在万县坐监开始,我爷爷一直都在帮助她,陪伴她。爷爷是外婆夫妇的崇拜者,没有外婆夫妇,爷爷不可能从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职业革命家。

爷爷也开始浪迹天涯。他在川东万县暴露了身份,不得已转移去川西的江油,路过重庆时找到了我外婆。爷爷希望能够和外婆一起,共同抚育孩子们顺利成长。外婆虽然很感动,但是没有答应。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玉璧牺牲之后,我在华蓥山上宣过誓,这一辈子再也不嫁人。

好在他们各有一儿一女,看见两个孩子很合得来,便暗地里为他们定了婚。那一年,我父亲二十岁,母亲十四岁。外婆和爷爷同年,不知道是出于敬重,还是小了些月份,爷爷叫外婆诗姐。

已经是中共云阳县委青年委员的父亲,受外婆之托,将我母亲送进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孩子剧团。

女儿有了去处,外婆的日子却更加艰难。敌机大肆轰炸重庆及周边地区,一次,母亲在孩子剧团害疟疾发高烧,外婆接她出来看病,正遇上敌机大轰炸。娘俩儿刚刚挤进防空洞,一颗炸弹就落在附近,弹片削去了旁边一个摩登女人的半边脸,脑浆溅了外婆一身。

我的爷爷去世了。爷爷病重的时候,外婆正在老家发动群众,准备华蓥山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们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

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为爷爷的丧事送来了花圈和一百块大洋,外婆主持了他的葬礼。墓地是爷爷工作的民生公司在江北的公墓。爷爷的死,对外婆肯定是个打击。她的一生有过两个男人,一个是我的外公廖玉璧,还有一个就是我爷爷林竹栖(林佩尧)。外公对于她,是一棵参天的大树;爷爷则是她生命中一盏温暖的灯。

我父亲多次说过,如果爷爷能够活到解放,他和外婆一定能够在一起。有了爷爷的抚慰和温暖,外婆的晚年或许不会那么凄苦。

爷爷走得太早了,他才活了四十六岁。那时他在重庆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任事务课长,同时还肩负着党内的秘密接待工作。知道的人都说,他是累死的。

1948年,华蓥山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打响,四十多天后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失败。活着的同志退避到了重庆,特务们叫上叛徒和地头蛇,跟踪搜查,沿街抓人,还到监狱里去指认共匪。

外婆带家人退到歌乐山上一座废弃的学校里隐蔽下来,一家五口成立了川东临委直属的家庭支部,迅速开始了接待、掩护和营救同志们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这个支部掩护下来的214名参加起义的同志,全部活着迎接了解放。可是,他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组织的营救渣滓洞、白公馆难友的行动,却失败了。1949年的11月27日,渣滓洞、白公馆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除了极少数的同志侥幸脱险,大部分难友被杀害,其中就有我的姑父陈作仪。

从1926年到1948年,外婆参加了华蓥山区的三次武装起义,到全国解放,这个家族里出了八位中共党员,两位革命烈士。

从我出生到外婆去世,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九年。小时候,天天晚上为她暖背。在我的印象中,外婆身体不大好,有些怕冷,冬天总是带着一顶黑色呢帽。

重庆解放了,此时的外婆在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工作。地下党的干部不受重用,像她这样1928年入党的老同志,也只能担任副职。部长是一位从解放区来的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外婆与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干部们的最大矛盾,在于为人处世的方式。重庆一解放,各个基层党组织就郑重宣布:从现在起,必须和一切过去的社会关系割断联系,一切个人的活动必须在组织范围之内。紧接着,又要求干部交代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其他政治组织的关系。可是,外婆一直都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她需要在朋友的帮助隐蔽下才能够战斗,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出于对她的敬佩,给过她很多的帮助,现在她正忙于兑现自己的诺言,积极给予报答,帮助这些人解决工作,亦即生存问题。重庆市委发出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计划》的通知,成立了以市委书记挂帅的领导小组。解放后的第一次整风开始了。外婆成了整风的重点。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她进行批评帮助,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同事,很快就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和过去的关系划不清界线。

批评帮助飞快升级,提到了阶级立场的高度,矛头直指外婆最薄弱的环节: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外婆的反应也日益激烈。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市委组织部长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而且还不能是一般的处分,应该劝退出党!

外婆自然是不同意退党的。她在留下来的手稿中写道:自参加革命,(我)与反动统治封建社会斗争出生入死,幸而没有牺牲,我也没有犯过错误,组织对我是爱护照顾信任的。革命胜利了,我没有犯大的错误,组织(却要)将我一脚踢开,我还是在受压迫

若干年后,外婆的老战友蒋仁风给我的父母写信:当年是重庆市委书记亲自给他打电话,要他去劝陈联诗退党。蒋仁风还说,他对不起共同战斗过的陈大姐。为此,他向我的父母表示沉痛的歉意。

最终胳膊没有能够拧过大腿,外婆终于屈服于组织决定:同意退党。并且根据党组织以后可以重新入党的承诺,希望能在自己改正之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后来才知道:当年如果外婆坚持不写这份退党申请书,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永远不许重新入党;还会被开除公职,不予安排工作。这样的处理,远比那些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更严重即使是对那些人,也得给碗饭吃。可见,外婆的顽抗,引起了有关领导怎样的恼怒。

外婆先被发配到民政局,再被发配到重庆市郊小南海金戒山的一座破庙里。这座挂牌为第二妇女教养院的破庙里,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社会渣滓,她们都是些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外婆来的时候,好多人对于前途已经失望,她们发牢骚,闹事,拒绝参加学习和劳动,自己到附近农村去找出路,导致有一天,四十七名当地农民来教养院求婚

长期颠沛流离的地下工作和刚刚遭受的政治打击,使得外婆身心交瘁,她已经是五十好几的人了,她很瘦,经常生病,依然努力工作,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嘉奖。到1954年1月离开教养院的时候,她被当地群众选为白沙沱区人民代表。

外婆刚来不久,教养院党组织就开始讨论她重新入党的问题,院长两次动员她写申请。可是外婆已经伤透了心,等到缓过气来,把申请交上去的时候,已经要离开这里,去医院治疗日益严重的肺结核病。党支部来不及讨论她的入党问题了。从那时起,她写下了四十二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她一直在不停地写,毕竟她同意退党的前提条件,是党组织答应过她能够重新入党。

与此同时,三反运动开始了,一个曾经积极斗争过外婆的女人,三个月后也被开除了党籍,送到民政局改造。她来到破庙里,哭了三天。她说:

陈大姐啊,我怎么知道他们整完了你,就来整我啊!

外婆也哭,却沉默,最后长叹一声:等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外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三十年。其时她早已经不在人世。

外婆住院治疗肺结核的时候,碰上了时任西南文联副主席的邵子南。邵子南拿着她的画去找市委领导,说你们看,陈大姐的画画得这么好,让她到文联美协当个画家吧。

外婆终于重新拿起了她钟爱的画笔。她不再画那些心怀天下的英雄,而是画起了花鸟,最擅长的是画蝴蝶。她笔下的牡丹大气优雅。在她的画室里,桌面上摆的是花,墙上挂的是花,笔下画的是花,外出写生簇拥着她的也是花。

我的父母调到离重庆不远的长寿湖狮子滩水电站工作。父亲是办公室主任,母亲是俱乐部主任。为了安慰外婆,常常接她去散心。

父母的好日子也不长久。1958年,父亲突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消息传来,举家震惊。外婆专门去了长寿湖,见到了正在劳动改造的父亲,递上一罐他最喜欢吃的忠县豆腐乳,打开一幅专门为他画就的竹帘,竹帘上的观音菩萨含笑坐在莲花座上,上题忘掉过去,笑谈人生八个字。外婆对父亲说:宁君在党校学习,想回来看你又不好请假,她叫我转告你,不管情况怎样变,她一定会同你患难与共。你不要难过,我受的委屈比你多。是红是白终会水落石出。

建国十周年前夕,掀起了大写革命回忆录的热潮,外婆的革命经历再度红火。作协派了两个大学生为她记录口述回忆录,然后由我父母整理成初稿《华蓥风暴》,文革前夕,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来四川组稿,决定由该社出版。多家电影厂闻风而动,打算将外婆的故事拍成电影。其中,北京电影制片厂由夏衍拍板立项,等拍完了《烈火中永生》,就拍陈联诗。这一切,都因文革化成泡影。

外婆于1960年7月23日因患淋巴癌去世,享年六十岁。

外婆去世后不久,一本名为《红岩》的小说出版了,领衔作者罗广斌说:小说中那个广受读者关注的传奇人物双枪老太婆,就是以陈联诗为原型创作出来的。

1982年,重庆市委与重庆市妇联为陈联诗平反并恢复党籍。此时离外婆被退党,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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